在近段时间古装待播剧大规模的路透中，有一个现象十分夺人眼目：不同造型的男演员头上，都戴着花。

　　以现有史料来看，男子簪花的流行始于唐朝，《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嘉赏苏颋妙笔生花，“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

　　不过早在先秦，就有一位行吟于汨罗江畔的伟大诗人热衷于佩花、戴花。《离骚》中所写“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屈原将奇花异草作为配饰，借“香草美人”抒发人生理想。

　　再往后的汉代，形成了重阳佩茱萸的风俗，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载：“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此时的人们将茱萸佩在腰间或系于臂上。

　　到了晋代，人们开始将茱萸戴在头上。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载：“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尚此月折茱萸以插头”，认为这样能除恶气御初寒。

　　但实际上重阳节时茱萸花期早过，果实成熟，所以人们簪插的是果实，而非花，虽然这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簪花，不过在唐代的重阳节中，菊花逐渐成为能够与茱萸媲美的、男子簪戴的对象。

　　此外，还有《隋史》卷十二中描写隋太子出门打猎时，头戴玉冠，插金花为饰：“平巾，黑帻，玉冠枝，金花饰，犀簪导，紫罗褶，南布绔，玉梁带，长靿靴。侍从田狩则服之。”

　　尽管唐代以前有男子簪花的形象出现，但并没有太多明确记载。就连风流的魏晋南北朝，也是记载于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

　　唐宋男子簪花之风的形成，除了与重阳节佩戴茱萸的传统有着莫大联系，还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佛教文化。

　　印度原始佛教艺术中把莲花尊为“佛门圣花”，《北史》有“（西域康国）其王素戴七宝花（即莲花）”的记载。而中国本土道教视桃花为教花，其他花卉也各居其位，被赋予灵异色彩。加上我国本就有以花比德的传统，在中外文化的交融和发展下，花被赋予了神性，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不断升高，百姓簪花以辟邪求吉的意愿逐渐增强。

　　此外，在政治方面，男子簪花受到宫廷赏花游宴、喝酒赋诗等娱乐活动的推动。唐中宗于立春日赐近臣各戴彩花一朵，由于武平一所作的应制诗最好，唐中宗“更赐花一枝，以彰其美”；还有史载唐懿宗首创曲江宴上为新科进士簪花，“宴进士于曲江，命折花一金合，遣中宫驰至宴所。宣曰勅曰：‘便令戴花饮酒。’世以为荣”。

　　而宋代延续这种宴饮、赋诗、簪花赏赐的宫廷娱乐活动，还因为皇帝自己也爱花，簪花习俗得到推广和普及。宋真宗爱海棠，宋徽宗爱月季，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御裹小帽，簪花，乘马”，随同出游的臣僚、仪卫，也都赐花簪戴。在那个时候，皇帝赐戴花，不喜欢也得戴。

　　上行下效，宋代男子簪花盛行，而这种君赐臣花、彰功显荣的赏赐形式，也为形成一种朝廷礼仪与赏赐制度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经济方面，宋代安定的社会环境推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市民经济和城市经济兴盛，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有了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花卉因此广泛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簪花成为风尚，如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井张幄帟，笙歌之声相闻。”此外，宋代假花制作技术成熟，为人们提供更多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簪花之盛。

　　唐宋簪花所用到的主要有三种：鲜花、象生花和琉璃花，后两种为人工制造的假花。

　　人们的首选是时令鲜花，牡丹、菊花、芍药、海棠、月季等等均可簪戴。鲜花虽然不能长久保存，但宋代已有温棚栽培技术和花卉保鲜技术，可以改变花卉自然开放的时间。《齐东野语》中提到一种相关方法：“花之早放者名曰堂花，其法以纸饰密室，凿地为坎，绠竹置花其上，粪以牛溲硫磺，然后置沸汤于坎中，汤气熏蒸，盎然春融，经宿则花放矣。如牡丹、梅、桃之类无不然。”

　　象生花，有时又称绢花，是用绢罗、栾枝甚至是金银箔纸制成的假花。宋代象生花制造业发展迅速，做出的花十分精致。苏轼《四花相似说》云：“荼縻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蜡花，海棠花似绢花，罂粟花似纸花。”

　　琉璃花，亦即玻璃花，顾名思义，就是用琉璃制成的花。《宋史》有诗云：“京师禁珠翠，天下尽琉璃。”

　　这些花除了直接簪在男子的发髻上，还会簪在幞头上或鬓角边，可以只簪一朵，也可以簪满头。

　　幞头是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包裹头部的纱罗软巾或帽子，也就是俗称的“乌纱帽”。幞头在宋代主要有结式、软脚和方顶硬壳三种款式。

　　宋代男子对簪花的喜爱体现在不同方面，小到日常饮酒作乐，大到寿庆嫁娶。婚礼上新郎官簪花的习俗就是源自于北宋。司马光《书仪三·婚仪上》记载：“世俗新壻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礼。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枚可也。”

　　立春日、花朝节、重阳节等特殊时节，及朝廷确立的天庆、天贶、先天、降圣等诸庆日（到南宋时增加到20多个），不仅皇帝会举办宴会，在宴会上赐花簪花，社会各阶层也都会簪花庆祝，大体上有祭祀、祝寿、辟邪、抒情之用。

　　此外，在科举大事上，也有相关簪花程序。地方考试结束，地方政府会主持“鹿鸣宴”，《文献通考》记载：“礼毕，鹿鸣宴发榜。次早中式各举人齐至督学衙门，脱蓝换青，簪花披红，诣府学谒拜文庙。”至于新科进士，宋太宗端拱元年定由朝廷为新进士举行宴会﹐称闻喜宴，由皇帝为其亲自簪花。

　　不过宋代的男子也不是一开始都能接受簪花，如司马光就认为其“殊失丈夫之礼貌”。

　　所以朝廷特意规定官员要亲自持戴皇帝所赐的花，不能转给仆从，以示对皇帝赐花的尊敬。《宋史》有载：“庆历七年，御史言：‘凡御大宴并御筵，其所赐花，并须载归私第，不得更令仆从持戴，违者纠举。’”

　　并且随着宋代士族门阀被荡除、庶族全面上升，社会开放，贵族主导的传统社会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加上宋人物质和精神层面的繁荣，对于传统政教文化中压抑人性、禁锢情志的思想进行反叛，用簪花这种背离传统和世俗的方式来展现不受约束、狂放不羁的胸怀和志向，同时，“以俗为美”成为时尚，代表着宋代人民的生活艺术化、艺术也逐渐生活化。

　　更何况，花向来就以其姣好的形象被赋予许多美好的寓意。文人士大夫多借由花卉抒发高洁的品行志向和清新典雅的审美旨趣，花也就随着宋代文人地位的提高而被高看一眼。如周敦颐在《爱莲说》中就借莲表明心志。至于以花的美艳鲜洁比喻男性之美也不乏其例，《资治通鉴》记载：“时人或誉张昌宗之美，……再思曰：‘乃莲花似六郎耳。’”

　　除此之外，簪花对宋人来说还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而更重要的是，簪花含有较浓的政治意味。

　　前面多次提到，皇帝在宴会上向臣子赐花，臣子簪花以彰显圣恩，即御宴赐花（簪花），这一行为逐渐形成并确立为一种官场礼仪制度。

　　朝廷对簪花划定了具体的等级，并根据官员的品阶高低赐予不同的花型、数量和颜色。《宋史》明确提到：“大罗花以红、黄、银红三色，栾枝以杂色，大绢花以红、银红二色。罗花以赐百官，栾枝，卿监以上有之，绢花以赐将校以下。”

　　《梦梁录》描述更为具体：“宰臣枢密使合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十朵；枢密使同签书枢密使院事，赐大花十四朵、栾枝花八朵；敷文阁学士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知官系正任承宣观察使赐大花十朵、栾枝花八朵；正任防御使至刺史各赐大花八朵、栾枝花四朵；横行使副赐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待制官大花六朵、栾枝花二朵；枢密院诸房逐房副使承旨大花六朵；大使臣大花四朵；诸色祗应人等各赐大花二朵。”簪花最多者为亲王和宰臣，以下官员按照品级逐步递减，品级最低者仅簪大花两朵。

　　因此，赐花簪花作为皇帝笼络人心的手段，成为了个人身份和荣耀的象征。《赴省登科五荣须知》记载当时社会有五荣，御宴赐花为第三：“两觐天颜，一荣也；胪传天陛，二荣也；御宴赐花，都人叹美，三荣也；布衣而入，绿袍而出，四荣也；亲老有喜足慰倚门之望也，五荣也。”

　　一方面，全民簪花造成皇帝的至尊地位无法得到突出，南宋后期，皇帝本人不再簪花。另一方面，改朝换代下的政治经济秩序不稳定，君、臣、民之间良性的互动关系受到破坏，在这种大环境下，簪花被视为不伦不类的事物，遭人取笑。《明史》记载，“兵（叛乱的士兵）执京（御史苏京），披以妇人服，令插花行，稍违，辄抶之以为笑乐。”此外，清朝男子的发型也不适合簪花。

　　而随着古装剧中出现越来越多簪花的男性角色，说明越来越多的导演、编剧逐渐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追求古典美学。不过，簪花造型对男演员的装扮、演技都有较高的要求，外貌形体和精神气质，缺一不可。

　　[2] 李春燕. 男子簪花如雨为哪般——观照宋人的审美文化心态[J]. 新余学院学报，2015，20 (03): 103-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