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帝国》写于当代，谋篇布局却处处透出一种古典史诗的宏大气势。故事从古代的棉花种植开始，穿越欧洲创造的三个“棉花帝国”时期，一直写到20世纪棉花产业重返亚洲时结束，跌宕起伏、波澜壮阔。贝克特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作者，在本书十四个篇章中讨论了诸多问题，但他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三组：（1）棉花为何在过去三百年中成了世界经济中最为成功的一种商品？（2）发端于欧洲的资本主义为何能够借助棉花而生长成为一种全球性经济体制，不仅制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南北大分流，而且还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大多数人类的行为方式？（3）棉花经济与全球化的关系是什么？棉花经济的全球化是如何发生的？推动它发生和演变的动力和机制是什么？换言之，贯穿《棉花帝国》全书的是三个关键词：棉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其中的每一个词都可以写成一部历史，《棉花帝国》也的确讲述了这三种历史，但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拼装或叠加，而是一部将三种历史交融为一体的、具有自身逻辑的新历史。贝克特称，他讲述的是“一个欧洲主导的棉花帝国的兴衰故事”,但隐藏在这个故事背后的却是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
贝克特为我们讲述了一个“长资本主义”（long capitalism）的故事，而居于这个故事的中心位置的是棉花。
贝克特称，棉花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将不同大陆连接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关于土地、劳动力、运输、生产和销售的全球性网络”。棉花将“看似对立的各方带到统一平面之上”，促成了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产生。这个被贝克特称作“多元统合”（unity of the diverse）的过程就是棉花资本主义秩序得以建立的过程。原来散乱无序的不同网络被统一到棉花帝国的中心网络中来，从而建构起一种利润生成和利益共享的新体制：英国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股市与美国密西西比州棉花种植园主的收入、新罕布什尔州或达卡纺织工人的未来与曼彻斯特与利物浦之间的铁路的修建等因为棉花而被连接起来。但棉花帝国并不是稳定的或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始终处于变动、不稳定和矛盾之中，正如贝克特指出的，“世界经济空间组合的变动不居是过去三百年来的一种普遍特征。”正是因为如此，棉花帝国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代世界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世界的构成，它所背负的巨大不平等的来源以及资本主义为何和如何始终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学”。
“多元统合”是一个有效的概念，贝克特在全书中多次使用它来描述“棉花帝国”和资本主义的运作。棉花资本主义从16到20世纪的演变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特定的全球政治与经济背景，位于这种背景之中的不同的资本主义网络通过“多元统合”建构了一种更大、更复杂的政治经济网络，在这些网络的基础上，不同的“棉花帝国”得以产生，并反过来推进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的发生。
《棉花帝国》的第1至第5章集中描述第一个“棉花帝国”在战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创建和运作。古代的棉花种植起源于南亚、中美洲和东部非洲，在区域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无论是种植、纺织生产还是使用，都是在相互隔绝的环境之中进行的，没有产生跨区域的影响力。即便在种棉技术于12到14世纪传入欧洲之后，因为欧洲人无法控制原棉的生产与贸易，棉花也没有成为“全球商品”。
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跨大西洋贸易网络的建立开启了“战争资本主义”时代，改变了棉花的命运。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企图进入亚洲内部，创建一个交易网络，然后将此扩展到亚洲之外，但并不成功。另一方面，欧洲帝国在美洲开启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凭借对远洋航行技术的掌握和武装航运的暴力，建立起一个全新的连接美洲、欧洲和非洲的贸易网络。跨大西洋商业网络的创建是一次对不同空间的劳力资源的大规模重组，也是对全球市场的重塑，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组织化的、具有全球规模的等级分明帝国”。跨国贸易网络并非只是敢于冒险的武装商人的创造，它同时也是帝国争霸的结果。欧洲帝国一方面用暴力强占印第安人土地，准允和保护跨大西洋的贩奴贸易，另一方面在内部致力于建构保护私人产权的法治，通过开启保险业、金融业和运输业，创造一个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环境。
这种战争资本主义的双轨制实践为塞缪尔·格雷格（Samuel Greg）在18世纪后期的棉纺工业技术发明展示其潜在的革命意义奠定了基础。格雷格对水力纺纱机（water frame）的使用成倍地提高了效率，为英国棉纺工业革命的起飞提供了技术支持。技术革新与战争资本主义创造的全球贸易体制相结合，推动了“一种新型资本主义”的生长，也赋予了格雷格为自己和英国创造前所未有的财富的特殊权力。只有读到这里，我们方能理解贝克特为何花大量篇幅去讨论战争资本主义和强调“多元统合”的重要。英国（以及欧洲）的率先“崛起”，除了拥有武力、经验和知识之外，还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组织化的、被监管的和被控制的生产过程”。英国和欧洲对不同的资源和为控制这些资源而建立的不同网络——包括加勒比海的棉花种植园、从非洲强行贩运而来的奴隶劳动力、大西洋沿岸的市场、组织化的远洋运输、国内棉纺工业、银行和金融行业等——的统合和控制，对其成为工业革命的领袖至关重要。
战争资本主义创造了第一个“棉花帝国”——准确地说，是支撑棉花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网络，与此同时，棉花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棉花帝国”中各个部分的发展。美洲大陆的欧洲殖民者对不断攀升的棉花价格和急速扩大的市场做出迅速反应，跨大西洋贩奴贸易也将更多的非洲人强行卷入到棉花经济中来。当“工业化生活的需要和节奏”通过棉花帝国的网络“传播和强加于世界各地的农村地区”的时候，战争资本主义完成了世界经济分工的第一步，非洲被锁定在为美洲种植园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位置上，英国人则将自己从种植原棉的负担中解脱出来。
棉花帝国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命运，也改变了美国的命运。贝克特在第5章中对美国与“棉花帝国”的关系做了新的解读，也树立了一个在全球史背景下重新审视国家史的样板。18世纪末美国建国，正是棉纺工业技术革命发生的时候，1787年的制宪妥协使得奴隶制在宪法的保护下合理生长，并将美国变成了外部“棉花帝国”网络中的关键一环。1793年惠特尼轧棉机的发明、19世纪上半叶的领土扩张和国内贩奴贸易的兴起，都为美国奴隶制的飞速蔓延提供了土地、劳动力和技术支持。这种网络在美国内部的“统合”促成了“棉花王国”（Cotton Kingdom）在美国内部的兴起，并使美国在1860年内战爆发前夕成了英国棉纺业最大的原材料提供者。因此，19世纪上半叶的领土扩张不再是“天定命运”的杰作，而是一场与战争资本主义相似的“巨大的土地抢夺”，利用联邦军队强行迁移印第安人部落是利用“国家”权力为白人定居者腾出兴建棉花种植园的空间，“棉花王国”在南部引向单一经济作物发展模式的时候，更是将无数美国奴隶的后代投入到“第二次奴役”的深渊之中，并极大地威胁了其他白种美国人的自由。
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多元统合”以及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建构是第6章至第9章的主要内容。贝克特认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是欧洲国家“集体”创作的结果，但“英国的企业家、英国的经验、英国的工匠[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战争资本主义留下的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多样化的”网络（a great diversity），但受到“国家”鼓励和保护的“工业化项目”（the project of industrialization）则企图在无序的多样性中建立一个统一的新市场秩序、规范和体制，唯有“拥有特权的地方”才有能力创造出“工业资本主义的体制”，英国正是其中的胜出者。贝克特称，将战争资本主义的遗产、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经济运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资本家的积极行动以及一个具有强大行政、司法和军事能力并愿与私人资本进行合作的国家“统合”起来，正是英国成功转型的“秘诀”。这些因素的同时存在与成功统合也是资本主义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真正发明”。
新的棉花帝国的有效运转需要两支新的支撑力量：全球性的劳工队伍和全球性的商品交易体制。两者都要求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源进行动员和重组，也将更大范围的人群和社会卷入到棉花资本主义体系中来。新棉花帝国的劳工队伍同时包括了美国南方种植园的奴隶劳工、欧洲和北美棉纺厂的工人（尤其是童工和女工），以及其他空间中的各式劳工。他们被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秩序组织起来，分享无产阶级的共同身份，但被限制在棉花帝国网络的不同环节中，生活和行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围绕机器生产的旋律转动”。“国家”则通过官僚机器和法治体制，强制实施低工资制，并对劳工阶级的反抗进行。然而，资本主义对“国家”的依赖也为自己埋下了破坏性的种子。当欧洲工人阶级最终获得政治参与权并对“国家”施加压力时，“国家”为维护自身安全也不得不做出妥协。贝克特所称的“最终资本家对国家的依赖将变成劳工的最大力量所在”的含义正在于此。
全球化市场则由金融商人通过交易和信贷体系来建构。位于英国利物浦的棉花交易中心左右着全球的棉花生意。信贷网络中的经纪人取代了传统的商人，直接负责检查产品质量，评估产量与市场，并开始将还未播种的棉花当成未来商品进行预期销售和交易。用贝克特所说，这些交易商人“构成了市场”，成为棉花资本主义的“有形之手”。信用的发明给棉花帝国带来新生，后者本质上变成了一个“信贷帝国”（empire of credit）,金融和贸易商人俨然成了“全球化的推动者”（globlizers），完成了将棉花的种植者、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的“多元统合”，还将不同形式的劳动体制（奴隶制、工厂工资制、运输体制的劳动等）连接起来，完成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多元统合”。棉花商人的最终成功不只是远程运送产品，而且将工业生产的节奏带入到更大范围的乡村生活之中。这个过程也是在“国家”提供的法治环境中进行的。
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终结了第二个棉花帝国的历史。这场看似因奴隶制而起的内部在全球史叙事框架下，也可以解读为是美国南北精英群体围绕美国与“棉花帝国”的关系发生的一场不可压制的冲突。南部奴隶主为棉花种植成为美国最成功的一种农业工业（agricultural industry）——棉花在内战前夕占美国对外出口的61%——而感到骄傲的时候，北部的自由劳动论者则担心，任由奴隶制的蔓延会将整个美国变成“兰开夏郡的种植园”，作为“第二次美国革命”的美国内战也是为了摆脱经济上的半殖民地位而发生的。无论如何，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带来了美国奴隶制的废除和北美最大奴隶群体的集体解放。美国内战打断了第二棉花帝国的原材料供应链，迫使棉花资本主义在新的空间寻求新的“多元统合”，这正是贝克特在本书第10章到12章讲述的故事。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20世纪中叶，棉花帝国完成另外一次重建和转型。美国内战暴露了棉花帝国与生俱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大宗投资的失败迫使棉花资本家从其他地方寻求廉价的棉花，从而引发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市场的又一次重组，第三个“棉花帝国”的世界网络和与之相伴的全球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新棉花帝国的建构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这个现实使得“国家”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处于转型之中的西方国家兼具民族国家、工业化国家、殖民主义国家的多重身份，棉花经济因而变成了一种国家利益，导致“国家”更深地卷入，棉花经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竞争。在新一轮的“多元统合”中，棉花帝国将空间范围延伸到印度、埃及、巴西等全球南方的乡村地带，那里的乡村人口变成了种棉人口，并同时被界定为工业化国家棉产品的潜在消费人群。“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棉花资本家和殖民地政府官员也意识到，“限制棉花生产的不是土地，而是劳动力”。所以，对全球南方劳工的改造成为棉花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内容。贝克特详细讨论在印度、埃及和原奥斯曼帝国的乡村改造情况，并指出，英国人在印度制造出一个与美国南方的分成制佃农相似的农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不是奴隶，但也不完全自由”。
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棉花工程与国家荣誉和财富锁定为一体，成为一种国际项目。但这种以谋求自身利润为出发点的努力对全球南方国家原有经济体系和商业网络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西方棉纺资本和技术对全球南方国家传统手工业生产的强行取代，在贝克特看来，是一种发生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西方国家的商人在新的博弈成了“棉花王”。他们将棉花生产、销售、运输等高度一体化，利用母国对合同法和财产权法的保护，借用铁路等新技术和殖民主义统治的权力，为西方国家的工厂主提供直通全球南方国家乡村地区的直接通道。殖民地政府则通过不合理的税收制度打击殖民地的本土产品，为本国商人开辟市场。殖民地的基础建设也以满足宗主国的需要优先考虑，并不考虑殖民地人民的需要。全球南方国家成了棉花帝国网络中的原材料提供者的初级环节。
然而，新棉花帝国不再像工业资本主义时代那样只有一个中心，而是一个多国竞争的松散体系。而外部的政治经济背景对棉花帝国的运作也颇有影响。新资本主义与奴隶解放同时出现，工业现代化速度加快，自由劳动成为普遍体制，殖民主义官僚体制面临殖民地的抵抗，农业科学的发展等，所有这些对殖民地的统治都有重要的影响，基调仍然是控制，但稳定（pacification）也成为殖民主义统治者追求的目标。因为棉花变成了一种国家工程，在国内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国际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资本势力与国家的结盟。殖民地棉花象征着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强大的国家工业的共生。这一观念也为后“崛起”的国家所接受。俄国和日本在加入帝国主义的行列之后，也力图摆脱“对原材料的依赖”的困境。
新棉花帝国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游戏规则仍然不变：西方国家仍然要控制关键的生产环节，维持对棉花经济的世界分工，全球南方国家的殖民地不仅生产棉花，还必须成为西方棉产品的消费市场。在这个等级分明的棉花帝国主义秩序中，位于顶端的西方国家将始终掌握最核心的技术和收获最大比例的利润分成。“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阶段的作用十分明显和重要，因为国家在推进棉花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推进自身的建构，而因为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全球棉花帝国比从前更加依赖于强大的民族国家与帝国”。
到20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建构的棉花帝国网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丢失了世界工业的领导地位，西方国家的棉花工业优势为全球南方国家所取代，亚洲的棉花种植和棉纺业生产在三百年之后重新崛起，贝克特在第13章中用“全球南方的回归”（The Return of the Global South）来形容这个转移。对于这个新的阶段，贝克特不再使用“棉花帝国”来描述，而是称其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下一个阶段”。贝克特认为，有两支力量在这个转移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西方国家内部的民主化和全球南方国家本土资本家的崛起。劳工政治和内部政治的改革迫使原来支持资本主义势力的国家做出让步，殖民主义政策也难以为继。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美国那样一个内部的“全球南方”（指贫穷的美国南方）来进行产业转移，相继丧失了对棉花经济的控制权。全球南方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崛起中，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并结合和利用了内在的文化和经济基础（包括廉价的本地劳动力和严酷的低工资制度），其发展路径也与战争资本主义不尽一致。譬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获得了一个权力集中、管理现代化的体制，日俄战争后又获得海外殖民地，低工资的劳工待遇与政府的信贷支持对其棉纺业的起步非常重要，而其特殊的政治体制则剥夺了工人争取权利的机会。
回归全球南方的棉花已经不再具有原始亚洲经济的本质。在经历了三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洗礼之后，棉花经济变成了一种彻底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历史上，棉花资本主义也留下一系列充满矛盾的遗产。它让无数人获得了财富，从中受益，但它同时让更多的人受尽磨难，成了受害者和牺牲品。它帮助西方国家率先完成了工业化，赋予了后者长期主宰世界经济秩序的权力，但它同时也给西方带来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促成了其内部的改革。棉花资本主义给美国带来了一个棉花王国，但它引爆了美国内战，并终结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制。棉花资本主义帮助殖民主义掠夺了全球南方的资源和劳动力，但它也激发了全球南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并帮助开启了新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正如贝克特所说，棉花资本主义是一个关于控制和剥削的故事，同样也是一个关于“自由和创造性”的故事。
贝克特描述的“棉花帝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棉花资本主义的遗产依然存在。棉花帝国的扩张过程，也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之一，是全球绝大部分人口都被卷入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中来，或者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受益者、参与者、鼓吹者，或者成了它的受害者、批评者、反对者，没有人可以逃离它的影响，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社会和国家都卷入到自己的轨道中来，将它们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代理人、协调者或管理者。资本主义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它还处在变化之中，它的新的全球故事仍然需要历史学家的继续讲述，贝克特的著作只是一个成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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