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发表第10次国情咨文时曾宣布了美国当年的军工生产目标。这个目标包括6万架飞机、4.5万辆坦克和600万吨舰船。军方负责采购工作的卢修斯·克莱将军担心这个计划目标太高，会影响美国的整体经济运行。
实际上克莱的担心过于谨慎了，1941年～1945年期间，美国一共生产了30万架飞机（1944年全年生产了96318架）、8.84万辆坦克、240万辆卡车、63.5万辆吉普车、5800艘舰船和400亿发子弹。这些成就归功于美国当时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也归功于战争部副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和卢修斯·克莱在幕后强有力的领导。
1943年11月，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多边会议时，斯大林曾公开对美国在战争期间为盟友提供巨量的物资援助表示了感谢和钦佩。
1943年1月，罗斯福乘坐飞机前往摩洛哥，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他不喜欢坐飞机，除了1932年11月得知自己获得总统候选人后，乘坐飞机飞往芝加哥发表演讲之外，他在担任总统期间从未再乘坐过飞机。
1月24日，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首次向公众宣布，同盟国将把德、意、日的战争进行到这三国“无条件投降为止”。在会议期间，丘吉尔希望不要把意大利列入“无条件投降”的名单中，因为从战后格局方面考虑，英国方面希望意大利在地中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罗斯福坚持对三国一视同仁，只是私下对丘吉尔说“我们的确应该善待意大利人”。在战争爆发初期和胶着期，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能达成一致，作为英美两国的统帅，他们还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但是自从英美开始考虑战后事务时，双方的分歧开始越来越多。
罗斯福并非不食人间烟火，1月底在结束北非之行后，他乘坐飞机返回国内。当时条件还很有限，罗斯福为了减少公海上的飞行距离，需要先飞到西非的冈比亚，然后飞到利比里亚，再跨过南大西洋飞到巴西，最后再飞到迈阿密，从那里乘坐火车最终回到华盛顿。在动身前他给妻子埃莉诺发了一封电报，告诉她自己将在1月31日（这一天是罗斯福61岁的生日）回到白宫。当他抵达时，埃莉诺并没有迎接他，仅仅给他留了一张纸条：“欢迎回来，周日我不在家，因为我已经答应在柯柏发表一个系列讲座，但是我周一晚上（2月2日）会回来吃完饭……”
在他离开的3个星期里，除了缺少家庭温暖之外，国内的事务也出现了一些麻烦。新一届国会选举在即，罗斯福和他的政治联盟正在一步步地被蚕食，共和党人在俄亥俄州、康涅狄格州、密苏里州、宾夕法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的竞选局势都非常严峻。
除此之外，经济局势也不容乐观。就如1933年罗斯福初任总统时颁布了一些存在缺陷的法案一样，自战争开始后颁布的法令也逐渐显露出弊端。突出的问题在于战事人力委员会和全国劳工委员会的职权范围重叠，两个独立部门都有独立的法律授权，而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不能很好地处理分歧，造成两个机构的运作陷入困境。
当然，军事方面的问题还是最迫切的，在大西洋上，德国海军的潜艇仍然给盟国商船造成了巨大损失，1943年2、3月间，这种损失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游弋在大西洋上的德国潜艇几乎完全切断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运输线。
掌握大西洋制海权的关键是掌握制空权，这是盟国内部逐渐形成的共识。因为在当时潜艇还无法长时间潜行，当它浮上水面时，极容易受到来自空中的打击。1943年初，美国的船坞造出了小型护航航母，它能搭载20架飞机，在航程范围内为运输船队护航。
但是即便如此德国的潜艇仍然肆虐大西洋，小型航母上的飞机航程有限，德国也已经破译了盟国护航舰队的密码，对护航舰队的行踪了如指掌，所以可以有效地规避来自空中的威胁。
盟国的应对办法是加大空中侦察密度，为此丘吉尔建议停止为前往苏联的船队提供护航，集中力量对付大西洋的德国潜艇。罗斯福不赞同这种方式，他对丘吉尔说：“我们将竭尽可能提供更多的飞机，希望你们也可以增加一些。”
为了加强大西洋上的护航力量，罗斯福命令欧内斯特·金从太平洋舰队抽调60架航程最远的B-24轰炸机部署到大西洋。这种飞机可以连续飞行18小时，配备有雷达、探照灯、机关枪和深水炸弹。按照军事专家约翰·基根的话说：“这种飞机是任何在水面上发现的德国潜艇的末日。”
3月的最后一周，盟军击沉了8艘德国潜艇，4月击沉了31艘，5月击沉了43艘。由于担心潜艇部队会全军覆没，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于1943年5月24日下令潜艇部队撤出北大西洋海域。在接下来的4个月，62支护航舰队率领3546艘商船越过了大西洋，没有损失一艘商船。
1943年5月，丘吉尔第4次来到美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盟军在西西里登陆后的战争安排。丘吉尔主张继续向地中海发动进攻，把意大利彻底击败后，从“欧洲柔软的腹部”对德国进行打击。罗斯福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美军将领们认为盟军应该尽快渡过英吉利海峡，直接攻击纳粹德国。同时将地中海的战争规模控制在最小，因为“地中海的战争是偏离主要战争目的的战斗”。
在缅甸战场上双方的分歧同样巨大，丘吉尔倾向于维持现状，不冒险向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但是罗斯福提出盟军要尽快打通印缅公路，以改善向中国运送援助物资的通道。他希望中国军队在亚洲战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减少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进攻阻力。
在为期两周的会议期间，双方参谋人员出现了激烈的争执，最终勉强达成了共识。在东南亚战场，由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和少量美军发动进攻，英国方面则承诺在适当时机从缅甸西部和南部转入进攻。
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双方同意于1944年5月实施“霸王”行动，最初投入9个师，一旦占领滩头，则立即再投入20个师。地中海地区的现有部队继续进攻意大利，霸王行动前从西西里岛抽走7个师（美军4个师、英军3个师），然后用新组建的部队填补空缺。
在三叉戟会议期间，罗斯福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兼顾运筹战争和国内动员。在会议结束后，他任命官詹姆斯·贝尔纳斯担任新成立的战争动员办公室负责人。在这项任命中，罗斯福依然沿用了以往的用人风格，他对贝尔纳斯说：“你的决策就是我的决策，不要请示。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就是总统的助手。”
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7月22日，巴顿指挥的第7集团军攻占巴勒莫，然后继续挥师向东。8月17日，美军进入墨西拿，控制了整个西西里岛。在此期间，意大利国王埃马努埃莱三世下令逮捕墨索里尼，由巴多利奥出任意大利新总理，后者则秘密与英国方面接触，商讨尽早退出战争的可能性。
就在巴顿的部队进入墨西拿的同一天，罗斯福和丘吉尔出席了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第四次战争会议。双方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霸王行动的细节，重点是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后勤保障问题－登陆舰、临时港口、输油管道和成千上万吨等待卸载的物资。
另一个焦点问题是由谁出任行动总指挥。丘吉尔属意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罗斯福没有提出具体人选，但他认为这个职务应该由美军将领担任。
在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随行的劳工部长铂金斯抱怨：“我快要累死了，我一个晚上都要和丘吉尔谈问题，他经常在深夜想到一个好主意，然后就跑到我的卧室来找我。这些主意都很棒，但我也要睡觉啊！”
原来两人的作息习惯有很大差别。罗斯福保持着正常的作息时间规律，他每天晚上十点半就上床休息，第二天8点之前起床，白天则一直在工作。丘吉尔习惯晚上工作，他通常会在凌晨3点钟左右休息，起床时间则是上午10点钟左右，下午他还会补一个觉。丘吉尔在这件事上显然有些粗心，对于一位患有小儿61岁老人，罗斯福的健康情况并不乐观。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罗斯福的友谊开始于1933年，当时罗斯福邀请抵达美国不久的爱因斯坦到访白宫。他们一起共进晚餐，席间爱因斯坦对罗斯福的礼遇非常感激。他向后者介绍了核裂变能产生巨大摧毁能力，并提醒他德国人已经在开发核武器。不久之后，罗斯福下令进行核武器的初期研究，并成立铀科技咨询委员会，致力于核武器的开发。
1941年10月9日，核研究负责人万尼瓦尔·布什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这个项目需要建立一个大型工厂，因其所需的资金过大罗斯福没有批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罗斯福决心继续推动核武器研究，于1942年1月19日批准了布什的报告。
1942年6月，“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同意了经过削减的财政预算，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罗伯特·奥本海默等物理学家负责的设计，工程兵部队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负责具体实施。奇怪的是就在美国加紧研发核武器时，起步更早的德国却停止了和盟国的竞争。1942年8月，德国战时军备部长施佩尔经过和科学家的商议，认为研发的成功率太小，而且耗费巨大，他们最终决定放弃该计划。
英国方面在1941年开始也启动了核武器研究工作。在丘吉尔出席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他和罗斯福在“合作研发核武器”方面达成共识，同意双方加强合作，一同研发核武器。丘吉尔还主动提出核武器研究和开发都在美国本土进行，他的理由是德国一直在空袭英国，将核武器所需的工厂设在英国是不明智的。
丘吉尔显然没有把自己的所有顾虑都表达出来，实际上双方在具体工作中也越来越显露出“不那么亲密”的合作关系。美国方面不愿意将成果和英国人分享。在1943年华盛顿举行的三叉戟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这个问题，罗斯福则重申双方共同研发的承诺。他的表态并没有起到多少作用，在那之后美国一直有所保留。丘吉尔无奈之下再次找到罗斯福，双方最终签署了一项书面协议，规定：双方答应共享曼哈顿计划的成果，但不得对第三方泄露，并且不得使用核武器针对对方，也不得在没有取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针对第三方使用核武器。
1945年7月，美国成功引爆一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英国的进展大大落后，他们于1952年10月，继美国和苏联之后成为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一直将精力放在战争上，让罗斯福忽略了内阁中存在的危机，国务卿赫尔和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了顶点。这件事罗斯福是负有责任的，赫尔自战争爆发后就被罗斯福冷落了，在他出席的大多数国际会议上，站在罗斯福身边的是韦尔斯，而不是赫尔。外国驻美大使也看出来韦尔斯在罗斯福心中的地位，所以他们更多地与韦尔斯交往，也把赫尔晾在了一边。
赫尔决心搞掉韦尔斯，而且后者也的确有明显的弱点。早在1940年时，韦尔斯和一位货车搬运工的同性恋丑闻就曾让公众哗然。罗斯福在这件事上采取了冷处理的办法，他说这不过是“韦尔斯酒后失德”。赫尔没有放过这件事，多年来一直在搜集韦尔斯的不利证据。他找到了中情局的埃德加·胡佛，后者允许赫尔查阅韦尔斯的档案。然后赫尔把消息透露给国会参议员布利特，他同意组织参议院对此事进行调查。
1943年8月15日，赫尔借着和罗斯福共进午餐的机会提出希望将韦尔斯撤职，否则他自己将辞职。罗斯福别无选择，参议院已经开始调查，而且还特别关注为什么罗斯福在事件发生后的三年仍然对韦尔斯委以要职。这就意味着如果罗斯福继续袒护韦尔斯，就会影响到在1944年的总统选举，何况赫尔的身后是在南部的支持者。
8月15日，罗斯福找来韦尔斯，希望后者能够主动辞职。为了安抚自己赏识的部下，他打算任命韦尔斯为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无任所大使。韦尔斯没有接受新的职务，之后罗斯福一直试图保住他，直到9月25日才宣布韦尔斯去职。
这件事激怒了罗斯福。据埃莉诺回忆：“我记得一天下午，当我回到白宫时，发现富兰克林气得发抖，脸都白了。”当时他正在和调查韦尔斯的布利特通电话，他对布利特说：“如果我是圣彼得（耶稣的大弟子），你和韦尔斯走到我面前，我会对韦尔斯说‘无论你做了什么，你所伤害的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我承认人性的弱点，进来吧，天堂欢迎你。’但我会对你说‘你不仅伤害了别人，而且还让你的国家损失了一位优秀的人才，因此你将进入地狱’！”
从那之后，人们发现罗斯福彻底将赫尔等人边缘化了。当年10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赫尔所领导的外交人员完全被排斥在所有重要战争会议之外，他们也很少能看到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等人的通讯记录。
随着战争局势越来越有利于盟军，罗斯福开始关注国内局势。战争动员给美国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繁荣，他开始考虑未来的发展。在1943年夏末的一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谈到了战后转型的问题。他说：“我们一方面要致力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为将来打算。特别是要准备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回到和平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他们不能在一个充斥着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环境中复员回家，不能让他们领救济粮生活，不能让他们沦落到要靠卖苹果来谋生（1929年经济危机时的情景）。”
在结束炉边讲话后，罗斯福要求国会批准《权利法案》，这是针对的大规模教育和训练计划。早在30年代的时候，他就为美国许多地区落后的教育问题而忧心。当时他就对众人说：“我们的国家应该给孩子们良好的学校教育，这样他们将来才能和拥有良好教育的其他国家的孩子们竞争。”
《权利法案》中规定：国家可以给每个回国的退伍老兵提供最多4年的大学教育补助或者业余培训补助，对于已婚和有负担的还将增加补助金额。此后该法案又增加了若干补助措施：数额不菲的失业保险、就业咨询，更优厚的医疗保障和低息购房、购地、创业贷款。
在二战之前，美国只有5%的适龄人口有机会进入大学学习。大学一年的学费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一年的工资，而且还很少提供奖学金，所以大学教育是少数家境殷实子弟的特权。1944年6月开始实施《权力法案》后，在联邦政府的资助下，超过100万进入大学学习。在1947年的最高峰，占到在校大学生的49%。此外，1500万参加过二战的美国中，一半的人利用了该法案提供的机会，整个美国的教育水平获得了极大地提高。
1943年11月11日，罗斯福登上了“波托马克”号总统游艇，开始了越洋旅程，与他一同出行的包括商务部长霍普金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希等人。当游艇驶入切萨皮克湾后，众人又登上“爱荷华”号战列舰，马歇尔、欧内斯特·金和阿诺德以及大批参谋人员已经恭候，他们要横穿大西洋，到德黑兰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
11月20日，“爱荷华”号抵达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迎接他的是地中海战区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和罗斯福的两个儿子埃利奥特和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四个儿子在战争爆发后都已经陆续进入部队服役。晚上他与艾森豪威尔等人共进晚餐，然后于次日飞往开罗，在那里他和丘吉尔和蒋介石举行了会晤。
丘吉尔坚持在同斯大林举行会谈前先与罗斯福会晤，但是罗斯福担心这会被外界误以为美英之间有个小圈子，所以他希望中国的首脑能够在场。丘吉尔对中国怀有偏见，在为期四天的开罗会议期间，丘吉尔都感觉自己白白浪费了时间。罗斯福则认为“尽管中国目前在军事上的贡献不大，但数亿中国人站在盟国的一边非常重要，这样对未来20～25年都有重要的影响”。
11月27日，罗斯福从开罗出发，经过六个半小时的飞行，他们抵达目的地德黑兰。罗斯福本来打算在美国使馆下榻，但考虑到美国使馆和英国、苏联使馆距离太远，于是在第二天晚上，在斯大林的邀请下住进了苏联使馆。
这一举动是罗斯福决心与斯大林本人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的一部分。正如霍普金斯说的那样：“他不允许有任何事情干扰到他的目的，他一辈子都在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斯大林无疑与其他人很不一样。”
丘吉尔和斯大林在1942年8月就见过一面，他给罗斯福的信息是：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而且善于“迅速了解他接触到的新问题”。美国驻苏联大使给罗斯福的信息是：他是我所认识的最深不可测、最矛盾的人，他很难琢磨、非常聪明、善于抓住细节。霍普金斯在1941年9月曾前往莫斯科和斯大林商讨援助法案，他给罗斯福的信息是：他是一个非常就事论事的人，从不多说一句话，没有什么客套话，他非常实际，手很大，手劲也很大。他说话的声音有些刺耳，不过他能控制得很好，他所说的都是他所希望表达的内容。
罗斯福还没有在苏联使馆安顿好，斯大林就过来拜访他了。特勤处特工马克·莱利回忆说：“斯大林慢慢地走了过来，面带微笑。他穿了一身简单的卡其色长袍，胸口别着一枚列宁勋章。当两个人握手的时候，罗斯福说‘很高兴能见到你，我一直期待着能与你见面。’斯大林在表达了一番欣慰之情后，非常遗憾地表示自己因军务缠身没能早日相会。”
三巨头第一次正式会谈在苏联大使馆会议室举行。每个国家各有四个席位，坐在罗斯福右边的是驻苏联大使艾夫里尔·哈里曼，左手边的是翻译波伦，坐在波伦旁边的是霍普金斯。罗斯福应邀主持了这次会议，在他的坚持下，第一次会议没有设定正式议题，所以会场上充满了轻松的气氛。
整个德黑兰会议的议题非常广泛，除了日后公布的几项重要共识外，还讨论了很多其他议题。在对待德国的问题上，斯大林认为应该在战后肢解德国，他说德国人非常聪明，可以在15~20年内复苏，所以仅仅解除武装是不够的。罗斯福建议把德国分成5个部分，再加上汉堡和鲁尔两个特别区，它们由国际共管。丘吉尔则认为核心是普鲁士，所以首要的问题是把普鲁士从德国剥离出来。罗斯福不认同丘吉尔的意见，他进一步提出：“把德国肢解成107个省，这样他对人类文明的威胁会更小一些。”
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建议，他认为德国总参谋部的5万名军官在战争结束后都要被处决。罗斯福在这个时候也莫名其妙地插上一句：“不是五万名，是四万九千名。”丘吉尔没有接腔，他语气激动地说：“英国不会允许这种暴行。”
当晚的晚宴也由罗斯福主持，就像在白宫那样，他给客人们调制鸡尾酒。斯大林接过罗斯福调制的酒，然后喝了一小口，没有任何评论。罗斯福问他感觉如何，斯大林回答道：“嗯，还不错，就是喝着有点凉。”为罗斯福担任翻译的波伦注意到，斯大林并不爱喝酒，他很少喝伏特加酒，倒是更喜欢家乡格鲁吉亚的红酒。
罗斯福没有参加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丘吉尔认为战后有责任重建一个强大的波兰，因为战争就是从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他还建议保留苏联在1939年时获得的土地（寇松线以东），然后把波兰的边界整体西移，让给苏联的土地用德国东部领土补偿。事后罗斯福与斯大林谈论这个问题时，他坦言自己要考虑国内600万~700万波兰裔美国人的情感。如果战争在1944年没有结束，他就不得不考虑争取连任，如果他公开对波兰问题表态，就会失去波兰裔的支持。
斯大林理解罗斯福的难处，表示不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找麻烦。他还祝愿罗斯福能够连任成功，认为这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到自己要争取第四次连任。
德黑兰会议的核心仍然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丘吉尔对霸王行动仍有所保留，他花了很长的篇幅在介绍其他地方－土耳其、希腊、南斯拉夫、意大利。斯大林非常直率，他对其他地区没有兴趣，同时他正式做出了承诺，一旦打败德国，苏联将向西伯利亚增兵，发动对日本的攻势。罗斯福表示坚持在魁北克会议上设定的期限（1944年5月）。在罗斯福表过态之后，斯大林望了望丘吉尔，似乎在说：“怎么样？”
接下来斯大林问了一个敏感问题：谁来指挥霸王行动？罗斯福有些猝不及防，丘吉尔当时已经不坚持让布鲁克或者其他英军将领担任总指挥，所以包括英国和美国方面都倾向于由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负责这次行动。罗斯福并没有讲出马歇尔的名字，他表示这个还没有最后决定。斯大林也不讳言，他说：“那么就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必须有人负责，有人决策！”
丘吉尔采取了一些方法继续维护他的主张：不能忽视地中海。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也承认地中海有一定的价值，但不能干扰霸王行动的实施。两个人争执不下，斯大林情急之下反问道：“英国人是真的相信霸王行动会取得成功，还是为了让我们安心才说说而已？”
丘吉尔被激怒了，他猛吸了几口雪茄，然后提出让参谋人员讨论地中海计划的必要性。斯大林再次质疑：“为什么要让军事参谋人员讨论？我们是政府领导，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为什么要让下级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罗斯福适时地宣布休会。当晚霍普金斯来到英国大使馆拜访了丘吉尔。他向丘吉尔建议：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下去了。罗斯福已经决定霸王行动在1944年5月实施，俄国人也同样立场坚定，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他建议丘吉尔能够做出让步。
不知道霍普金斯是否得到了罗斯福的授意，也不知道霍普金斯的造访起到了多大作用。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英国方面宣布接受霸王行动计划。斯大林随即承诺，在霸王行动期间，苏军将在东线发起一次大规模攻势，使得德军无法将任何一个师从东线调往西线。
战争部长史汀生后来回忆说：“那天多亏了斯大林，他拯救了那天的会议。正是由于他的直言不讳和据理力争，才使得丘吉尔的那些可能让我们分心的计划没有得逞，我非常敬佩他的勇气。”不只是史汀生，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的表现赢得了大多数美方人员的尊重。
1943年11月30日，这一天是丘吉尔69岁的生日。英国使馆精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晚宴，整个宴会期间都充满了轻松的气氛，一扫过去几天紧张的气氛。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我生命中值得铭记的一刻，在我的右手边坐着罗斯福，左手边坐着斯大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控制着全世界几乎所有的海军力量和差不多3/4的空军力量，还指挥着2000万军队，他们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
丘吉尔和斯大林打趣说：“英国正在变成粉色。”斯大林回应：“这说明她很健康。”丘吉尔接着说：“为布尔什维克干杯。”后者说：“为保守党干杯。”
不知不觉中，罗斯福已经用“乔大叔”来称呼斯大林了。在丘吉尔举起杯致祝酒词后，斯大林希望多增加一个致辞，献给美国总统和人民：“我想告诉你们，在俄罗斯人看来，罗斯福总统和合众国在争取这场战争中做出了什么贡献。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东西是武器，合众国证明自己能够一个月生产一万架飞机，而俄罗斯只能生产3000架。合众国是一个机器的国度，如果不是借助租借法案获得了这些机器，我们将输掉这场战争。”
斯大林始料未及的赞美之词献给了美国的援助，让罗斯福深受感动。他也要求讲几句话，在讲话中他把反法西斯比作了由很多颜色组成的彩虹：“都有自己的特点，但共同组成了一个美妙的整体。因此我们几个国家虽然有不同的习俗、哲学和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在德黑兰证明了各国不同的思想能够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团结一致地致力于我们各国以及世界的美好未来。”
